世界热点！专家热议网络未保，“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应发挥行业表率作用

科技影响童年，网络也在塑造着我们的少年。1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联合举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讨会”，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多位专家参会，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新问题，共议短视频平台“未保”责任，以期推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法律制度完善。

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发布了《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研究报告》，该报告首次聚焦“嵌入式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现状。报告发现，嵌入式短视频平台与单体型短视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标准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建议前者优化未保措施，提升未保标准，加强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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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年，短视频世界日新月异，产业加速发展，用户的快速增长，不断带来新现象、新话题。据《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91亿，而在未成年人网民中，经常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比例为47.6%。

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围绕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进行研究，开展相应的学术研讨，契合当下治理的热点需求。

把科技伦理嵌入到平台技术设计和管理架构当中，是保证科技发展与社会秩序相协调的重要方面。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对平台经济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在赵鹏看来，常态化监管是既能够有效保护有关各方法律上的权益，也能够契合产业内在发展规律的监管架构。该架构需要确保规则的统一适用，而不是社会舆情发酵时再进行治理。

赵鹏表示，学界对短视频未成年人保护已有较多研究，而新型的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如何执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要求，过程中又暴露了哪些问题，仍然缺少足够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推动的这项研究，是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完善平台常态化监管的重要议题。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副教授苑宁宁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发展平台经济，一方面要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一方面也要规范发展，不能任由平台肆意野蛮生长，因为发展经济而牺牲对脆弱群体的关注，如未成年人安全利益的考量。

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发布《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研究报告》。据悉，该报告首次将短视频平台按照主要功能和设置模式分为“单体型短视频平台”和“嵌入式短视频平台”两类，从而研究两类平台在保护标准、策略、方法上的差异。

“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即将短视频功能内置于综合性应用软件之中，依托平台原有用户及其社交关系发布和传播短视频，如新浪微博内置“秒拍”、微信内置“视频号”、QQ内置“微视”等、百度内置“好看视频”等，与之相较，抖音、快手、b站等以短视频功能为主的平台被归为“单体型短视频平台”。这些 “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发展迅猛，已成为大量青少年群体与教师、家长、同学、朋友沟通的重要渠道。

此前，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主要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未成年网络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报告聚焦“嵌入式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现状，从未成年人识别认证、青少年模式两方面梳理了其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和现状，以探求两类平台统一标准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报告发布人、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李红勃将“单体型短视频平台”比喻为少儿游乐场，将“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比作商场，进入游乐场需要实名认证才能进去游玩，进入商场没有限制，但商场里既有游乐设施、又有酒柜、还有吸烟区等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的内容，这是“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口，需要引起重视。

报告发现，部分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效果不佳等问题。一方面，缺乏未成年人识别机制及有效的实名认证措施，在进入平台短视频服务的入口时没有单独的身份认证程序；另一方面，用户开启青少年模式后，仍可在朋友圈、群聊中观看其他人发布的不适合未成年群体观看的视频内容，或造成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平台监管困难等结果。在青少年模式的弹窗快速开启、优质内容筛选、社交功能限制、密码快捷重置等方面，报告亦提出，嵌入式短视频平台有待强化落实。

报告建议，采取措施统一短视频平台“未保”标准，加强行业管理。首先是统一短视频平台的认证标准，通过强制实名认证以判断未成年人群体。此外，加强自动识别机制，并视情况自动开启青少年模式。报告也对“嵌入式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提出了完善建议，包括自动弹窗、社交限制、内容筛选、增加模式退出难度等。报告还指出，各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应开通“未成年人退款”通道，简化材料提交要求，方便家长寻求救济。

整体来看，优质的视频内容是吸引未成年人的最终法宝，报告认为，各平台将未保标准对齐，更有利于未成年保护工作统筹开展，各个平台需不断加强和丰富未成年人视频内容建设，营造有利于未成年身心健康的网络生态。

在随后的研讨环节，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7位专家从法律、监管、家庭、产业、技术等层面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周丽娜均关注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立法议题。郭开元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模式是“问题应对性”的立法，它的优点是具有强针对性，能够及时应对新的问题和风险，缺点则涉及立法衔接等问题。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基本采取分场景保护。

周丽娜详细解读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核心制度，以及草案中的不完整之处，并提供了系统化社会共治的视角，其认为，包括政府部门、团学组织、社会组织、家庭、学校、平台以及智能产品的生产商，都有责任加入到未成年人保护的队伍中。“面对数量巨大的未成年用户，嵌入式短视频平台应意识到自身显著的影响力，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标准，将法规落实到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周丽娜建议。

而在治理和监护层面，暨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权力观和责任制值得关注。在权利观方面，未成年人也有观看、浏览短视频等新兴事物的权利，在保护该权利的过程中需要确定合适的边界。在责任制方面，不仅仅是平台，监护人也应一起甄别短视频平台的内容。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未成年人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代秋影亦提到家庭监护的重要性，她强调，《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到对未成年人的六个保护，其中家庭保护是核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过程中需重视亲子关系融洽。她同时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逻辑起点”应是“保护”而非“限制”，如何在限制接触与培养保护之间取得平衡，避免简单粗暴的“一限了之”或者插科打诨的鸡肋版“青少年模式”，是企业和学者都需要关注的视角。

也有几位专家聚焦在短视频产业发展和技术治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提到技术的积极影响，她认为，不同群体对待网络的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未成年人本身对网络的态度立场较为开放，家长在未成年网络保护问题中则容易焦虑，而教师比家长稍显宽容，关于利弊的评价凸显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在邓丽看来，当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总体方略趋向防守型保护，而最好的防守是进攻，需要让网络技术应用在未成年人教育中发挥积极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郑宁带来了产业视角，她表示，短视频蓬勃发展，一些长视频平台也在纷纷进军短视频领域，这代表了互联网在内容生产和文化消费方面的方向，因此监管需要有产业视角，立法需要考虑到行业发展，对青少年模式的实际情况开展效果评估，依托行业发展制定普遍认可的自律规范，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升级及更新。

在平台发展的基础之上，苑宁宁强调，需要考虑三重关系平衡，一是未成年人脆弱性、易受侵害性与未成年人的复原力、发展性之间的平衡，二是家庭跟网络平台之间的责任，三是平台发展过程中如何优先考量未成年人保护。他还列举了互联网在未成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联系、内容，消费、健康等五方面存在的风险。在他看来，要抵御这些风险，需要在行业中建立统一的标准，只要向未成年人提供视频服务，无论是嵌入式短视频平台还是单体型短视频平台，都需要符合未保相关标准。

采写：南都记者 张雨亭

关键词： 中国政法大学 美好，一直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