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更为显著。

数字技术从企业内部和行业之间二个层次全方面影响了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变小，劳动者就业率降低，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下降。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也并不是纯粹的企业内部现象，事实上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再分配对于理解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至关重要。

数字网络效应产生了超级明星企业和超级明星行业，这些企业和行业具有较高生产率和较低劳动收入占比的特征，随着赢家通吃现象的加剧，整体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兼之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内部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日益不公，对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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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结果

数字劳动过程中分配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方面，出现了全球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二是在劳动内部的分配方面，出现了数字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差距。数字技术创新以多种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在企业内部，数字高技能工作形成了一批高收入劳动者，但却伴随着劳动被资本替代以及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持续下降现象。

而在企业之间与行业之间，数字技术创新创造了超级明星企业和超级明星行业，这些企业和行业具有高市场集中度和低劳动收入占比等特点。随着赢家通吃趋势的明显，在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之下，全球出现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美国、印度等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更为显著。

数字技术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也在劳动者内部形成了更为严峻的收入分化，但数字技术、数字要素本身是中性的，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对数字技术、数字要素的掌控。

全球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可能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解释因素有很多，但是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成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层次一：数字技术发展促使企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投资品价格下降，这增加了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动机，使得自动化、智能化成为数字经济的着力点。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传统的体力劳动容易被机器替代，就连人类的脑力劳动也逐渐显现被取代的趋势。

当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变小，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需求随之减少，劳动者就业率降低，那么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就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替代劳动，压缩劳动的份额，也可以补充劳动，提高产出和生产率，为提高工资奠定基础。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科学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数字科学技术密集型程度的提高，生产吸引了大量的数字资产投资，反之，扩大数字资产规模是发展数字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后者将增加数字专家和数字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只能提高少数劳动者收入，对企业整体劳动收入占比往往起到负向作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数字平台零工经济，而这部分劳动者的薪资收入往往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计件工资不仅加强了劳动者工作强度，而且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马克思说：“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计件工资作为熟知的资本家用以克扣劳动者收入的手段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更加隐蔽的方式重现。

在这种工资形式下，资本和劳动者的形式隶属关系弱化，劳动者需要自己承担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险费用和相应由职业带来的各类风险，变相地降低了劳动者收入。数字资本还通过“去劳动技能化”降低了劳动门槛，在数字零工平台中既雇佣全职人员也雇佣兼职人员，使他们之间产生竞争，由此降低劳动者收入。

而面对资本的剥削，数字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却十分薄弱。因为平台零工市场是全球性，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都是一场“逐底竞赛”。数字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降低劳动者收入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占比。

层次二：行业之间的分配，超级明星行业劳动收入占比低超级明星效应也出现在行业中，在过去二十年里，总附加值和总运营盈余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由少数几个行业的企业积累的，而之前收益分布在更广泛的行业。虽然超级明星效应在行业中并不像在公司中那么强烈，但互联网、媒体和软件已经成为迅速成长的明星行业，成为推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资本占比上升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超级明星行业具有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更少，无形投入(例如研发)更多，数字应用和监管水平高于其他行业等属性。超级明星行业中资本更多被用于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产品，如专利、研发和软件等，这些资产的折旧周期比有形资产更快。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更高的折旧对于劳动收入占比分析来说很重要，因为基准GDP是折旧前的一个毛指标，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更多的资本，那么分配给劳动力或资本的净利润就会减少。超级明星行业里资产折旧的上升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意识中初次分配更重视效率，通过激励生产要素活力来增加总生产，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忽视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会影响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积极性，并成为制约生产效率的新瓶颈。同样再分配促进公平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效率的损失，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提升生产效率的长久之策，公平与效率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中都是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

面对全球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主张不经过经济状况调查或工作要求无条件给予个人收入，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他们认为与以往的技术变革不同，数字技术将在短期和长期内造成大规模失业，工作岗位的激烈竞争，劳动者收入下降，经济停滞，不平等加剧，家庭负债上升，社会凝聚力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紧张局势的上升。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他们提议为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但这在提高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也会加重财政负担。另一种似乎在经济上更可行的选择可能是实施负所得税，个人劳动者在达到给定的收支平衡点之前实施负所得税，在达到收支平衡点后劳动者开始为更高的收入支付正税。根据这一逻辑，全面基本收入也可以被理解为劳动者的罢工工资，能够帮助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条件进行谈判。

由于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或承担义务，灵活就业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工资就会增加，因为他们更容易拒绝不满意的工作机会。知识驱动的数字经济为自主创业提供了新机会，因为生产不一定需要像工业资本主义那样多的投资，“全民基本收入”类似于一种灵活的创业启动赠款。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也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不能增加劳动者收入，还可能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使得偏好休闲的失业者缺少努力找工作的动机。对于雇主而言，过高的劳动力工资可能增强他们用智能机器来替代人工，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无法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地位的不平等，在波动更大的数字经济中，全民基本收入很可能会恶化最弱势群体的议价能力。

数字要素的占有状态是制约数字劳动过程中分配的关键因素。要想真正扭转数字经济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就应该使劳动者手中拥有部分数字要素所有权，扩大收入来源。随着企业用机器和电脑取代人类活动，劳动者需要拥有部分数字要素所有权，才能从新的数字技术中受益。政府可以向富有的数字资本所有者征税，并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劳动者，但这只是事后的补偿方案。

劳动者需要拥有数字要素，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如果少数资本家拥有劳动的替代机器人，人们就会失业并寻找薪水较低的新工作，而数字资本将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剥削到更多的比例，数字资本所有者会过得更好，而普通劳动者的境况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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