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运行方式不断运行的局势下，劳动的某些方面已成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来源。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加持下，数字劳动呈现出时代特色被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者不断放大。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已经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适用，技术代替了劳动本身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推动力量，劳动价值论已经转变为了技术价值论。

因此，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始基，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揭露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新转变的本质，探寻数字劳动的“劳动”将根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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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劳动理论

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数字劳动理论的直接来源，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数字劳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但究其本源它早已存在于西方思想史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劳动思想、黑格尔的劳动思想均为马克思劳动理论提供了哲学启迪。

马克思以此为研究之境，从中汲取营养，熔铸成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合理内核，而数字劳动理论又从马克思劳动理论中汲取营养价值，形成独具数字时代特色的劳动理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希腊曾带给德国人家园般的感觉。马克思是在西方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其思想大厦的构建离不开西方文化的厚土沃壤。

在古希腊时期，劳动被视为奴隶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是由最卑微的人从事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用系统的哲学论证的形式提出了对劳动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虽无明确提出“劳动”一词，但从他的表述中隐约可见，他将生产与劳动等同起来论述，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的自然需要，劳动也是。

因此，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劳动是指生产，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劳动包括理论、实践、生产三个方面，因为不论是理论、实践还是生产都是劳动的一个子集，都囊括在劳动的思想内，三者最终指向为劳动或是更好地实现劳动。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天生就具有社会本能，为此，他注重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待人的理性，认为劳动是底下的人的活动和职责。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成为西方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重视劳动的直接根源。黑格尔第一次将劳动问题作为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将“劳动”上升为哲学问题即劳动辩证法，黑格尔对劳动辩证法的论述至少从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转化、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劳动的抽象化对劳动技能提高的促进作用、主奴关系的转变等几个方面展开，黑格尔的劳动思想被马克思所关注，以至于马克思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思想家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以往的轻视劳动转向重视劳动，而这一转变起源于洛克，发展于亚当·斯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完成洗髓。马克思劳动理论我们可以从一般性和特殊性进行分析。

从一般性来看，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物质生产的活动。因此，人们必须要进行物质生产，生产是生存的基础，是生活的前提，而这一切离不开人的劳动。其次是借助劳动工具而从事的活动。人们进行活动的媒介是工具，会不会使用工具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方面，生产工具也分为“自然形成和文明创造”的工具，而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无一不是劳动在起作用。从特殊性来看，马克思将劳动放置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和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遭受着资本家的凌虐和剥削，他们受生活所迫无法也不能割舍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但是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数字劳动之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一样的新现象，为了更好地剖析新现象，了解新现象背后的问题就需要我们用全新的视野，站在时代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马克思劳动理论，而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掌握也有助于我们对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进行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数字劳动理论形成的初始论域。

此外，数字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拓展，同时，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数字劳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石。马克思身处的时代为机器大工业时代，因此，他所批判的也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对私有制的批判是他思想的基站，而我们身处与数字时代要批判的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即数字资本主义。

在数字时代，虽然劳动的方式、内容、手段都相较于机器大工业时代发生了改变，但本质上仍然是数字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我们所批判的前提仍然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方式也依旧存在着剥削与异化。

二、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一致性

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数字劳动的原始载体。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还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都是劳动与资本关系，相应的数字资本的增殖同样依附于数字劳动得以扩展。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劳动的特性为前提可以发现数字劳动和马克思劳动理论存在一致性。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外部前提相一致。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范畴一般包含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劳动既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包含劳动主体、客体和中介，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力的使用与支出。

这两个层面在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中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雇工的劳动时并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层次，特别是在分析异化劳动的问题中是联系起来论证的。劳动之所以会造成异化本质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导致的。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的哲学和政治的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劳动者受到剥削、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科学化、系统化的“劳动批判”学说。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靠吮吸活劳动而活着，吮吸的劳动越多，它就活得越多。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其实质就是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即资本对工人当下的“活劳动”的剥削。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活劳动跨越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峡谷，跳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具有雇佣关系和非雇佣关系的数字劳动，活跃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在“资本所构成的时代中穿梭”。

因此，劳动形态的变化没有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改变，也没有改变数字资本的统治地位，劳资关系依旧是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的矛盾，数字劳动的异化和剥削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隐蔽和猖獗。

第二，劳动的生产特性及创造价值的内在本质相一致。“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为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最初的定义，之后，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是工人再生产自身劳动力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基于此，马克思形成了对生产劳动的完整性认识。

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诠释，是对其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进行分析的基础，对劳动就具有的本质属性进行区分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不仅制造了实物商品，而且还制造了大量的非实物商品。

而且部分数字劳动不再具有传统的雇佣关系，成为无偿的数字劳工，基于此，一些学者把数字劳动划入了非生产性劳动的范畴，认为它既不能产生价值，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由此产生了弱化马克思的浪潮，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概念的一种局限和片面认识。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去商品化已成为主流，而着也使的一部分不具有雇佣关系的无偿的劳动成为数字劳动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的蔓延和渗透奠定了基础，“数字工厂”的色彩越发浓厚。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劳动力是否变成了一种商品，只要资本家拥有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所有权，并为资本增值服务，则可视为生产性劳动，同样参与价值的创造。因此，单纯地将生产性劳动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关系或物质产品的生产范畴，就不可能弄清数字劳动中的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问题。

由此可见，数字劳动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要更好的理解数字劳动就必须立足马克思劳动思想，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研究方法才能对数字劳动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阐释和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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