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的快递行业发展迅猛，尤其是搭上互联网大数据的快车后，可以说，我国的快递行业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不仅仅是快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信息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真有种“天涯若比邻”的趋向，而这都得益于我国的邮政业的建设与发展。当然，邮政业的发展也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国家政策的推动等各方各面皆有关系，所以我们方才能够感受到现代社会所带来的裨益。虽说我们现在觉得邮政事业发展的如此蒸蒸日上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然而，当我们再放眼过去，则不得不感叹何为身逢其时。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古人传递信息的方式极为有限，基本上就是依靠人力来进行信息的搬运，而到了清朝时期，虽说相比于前朝委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官方所办理的邮驿之外，在民间也涌现出大量的民间通讯组织，故而逐渐交织成一个巨大的信息传递网络，然而即便是如此，因为大体上无法摆脱技术、工具、管理观念等一系列的桎梏，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显得发展放缓，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则能够得到明显的对比。虽说当时的晚清统治者依旧认为西方皆蛮夷之地，但是那些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官吏们却不得不承认并且感叹到，这些“化外之民”邮政制度的先进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晚清前期的邮驿体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交通状况并不便捷，以至于传递物件或者文书的成本极为高昂，故而这种邮驿体系通常是为官府服务，很少普及至普通百姓阶层。而到了清朝，将“邮”与“驿”逐渐统合，虽说减少了运营的成本，但总归受于多方面的限制。由于君主专制的加强，这种信物传递体系也受到皇帝的控制，在京师设立会同馆、捷报处、皇华驿等专司邮驿的机构，也是作为全国信息传递的关键枢纽。

而在地方上，则专门设立驿站，来传递通信，运送官物，当然，还包括接待官员。所以，驿站实际上便是联结地方与中央的重要基点，将各个省份的驿站联结成一个特大的网络，以至于中央政令能够上传下达，而地方上的一些事务信息也能够及时的传送至中央，以待中央进行裁决，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便能够使得中央更加行之有效了解地方信息，在这个基础上也加强了对地方总督的监察。

当然，随着国门的洞开，外来的邮政模式得以传入，与之相较，清朝的邮驿制度倒显得尤有不堪，逐渐暴露出些许弊端。比如说驿站的功能之一，便是接待官员，然而我们要知道，驿站所要接待的官员呈现递增的趋势，可朝廷官府所拨付的经费却并没有增长，再加上驿道的维修、驿马的饲养等事务过于繁杂，导致驿站原本专门的通信传递能力被大大的削弱，最后也不得不移植西方的邮政制度。

西方邮政的“入侵”

也许有人会奇怪老翁为什么会将西方邮政模式的传入称作是“入侵”，实际上，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西方邮政传入中国确实是建立在侵犯中国主权基础上的，所以将之称作是“入侵”也并不为过。早在鸦片战争还未爆发之前，英国人便在广州开办了“英国邮局”，而在战争之后更是尤甚。当然，因为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懦弱，即不愿意多生事端，又不想被拂了面子，故而将英国人在中国开办之邮局称之为“客邮”。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天津条约》当中明确规定了“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的邮政行为实际上是受到保护的，甚至隐隐间有些脱离清政府的控制，更加难以管理。俗话说，有一便有二，见到英国人能够享受的如此待遇，其他列强便也来了一个“利益均沾”，而清政府对此等要求也无可奈何，故此大清王朝“客邮”泛滥，难以抑制，更有甚者竟然以“客邮”之名行非法之事，走私案件频频发生。如此状况着实令人愤慨，以至于一位美国驻华公使也承认：

“客邮之设立，并未得中国之允许，或竟忽视中国之意而不顾……此种设置实侵犯中国之主权。”

眼看着西方之“客邮”泛滥成灾，清政府也正思量着应付对策，不过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采用外交的手段向西方列强表达不满，并且要求西方列强能够撤销或者规范“客邮”，然而这种软绵绵的抗议似乎并不能达到效果，以至于清政府只能采取自办邮局的方式来与之对抗，推进国内的邮政体系建设，逐渐的废除老式邮驿制度，采用西方的邮政管理模式。

晚清政府的邮政建设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洪仁轩便提出关于邮政通信的建设方案，当然，因为洪仁轩久居香港，故而这种方案大致是来自于英国人在香港的邮政建设实践。但是，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洪仁轩所提出的建设方案确实颇具近代化的，如若能够尽早实施，定然能够推动国内邮政建设，可惜的是，因为背景与阵营等诸多原因，洪仁轩所提出的方案并未得以实践，导致晚清的邮政建设有所延迟。

后来，国内政局态势逐渐平稳，辛酉政变过后，形成了两宫太后与皇叔恭亲王奕訢共同主政的局面，便大力的推动国内洋务运动，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邮政体系的建设自然也有所提及。至八十年代，关于推进国内邮政建设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越发强烈，并且当时经由西人的实践，邮局的效用与重要性显而易见，于是清廷便让刘铭传在台湾进行邮政建设的试点工作，效果斐然。

经过长时间的试办，晚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西方邮政之法相较于传统驿站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在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南洋大臣张之洞上奏称“中外通商以来，英、法、美、德、日本五国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邮政局，其余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有背于万国通例”，而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更是强调“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正式开办官方邮政，此举得到诸多要员的支持。1896年，光绪皇帝批准成立大清邮政官局，并且委任当时的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负责此事，故此，晚清的邮政建设算是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当然，当时的“客邮”数量庞大，为了打击并且限制这些“客邮”，清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建立了登记准入机制，规范国内的邮政通信行业。除此之外，清政府依靠地利优势，大力推动各地的邮局建设，“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处，均添设邮政局”。在清末新政之际，邮政建设更是有条不紊的进行，于1906年专门设立了邮传部，更好的对于国内邮政建设进行统筹规划。

当然，不得不承认，虽说清政府的邮政建设在后期犹如滚雪球一般，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晚清政府在前期对于邮政建设的忽视，任由外国之“客邮”在中华大地泛滥，使得白白将庞大的邮政通信市场拱手相让于他人。所以我们必须得明白，无论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认识到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保持着足够的改革意识方才能够得以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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