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南海Ⅰ号离岸港口之谜 秦大树：展览积极推进学术研究

■“从广州出发”展览现场。左，南海窑“潘宅号” 印文酱釉四耳罐，佛山南海奇石村窑址采集，宋。中，南海窑“吴字号”印文酱釉四耳罐，“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土，南宋。右，南海窑“徐赀立”印文酱釉四耳罐，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宋。潘玮倩摄

(资料图片)

2023年7月3日至10月8日，“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大展，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举行。这是南越王博物院继2021年举办“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之后的又一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著名考古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在开幕式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储物罐为研究基础，广东的相关陶瓷研究近年来越发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本文第一部分将概要展览内容，第二部分将呈现与秦大树先生的对话。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1 破解离岸港口之谜

“南海Ⅰ号”沉船是迄今中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其沉没地处在广东通往南海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自发现至今三十余年，其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巨大成果，但仍有许多谜题尚待解开。

此前，“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酱釉罐的产地就是一个悬案，有人认为是福建泉州磁灶窑产品，也缺乏证据表明这艘船与广州的关联。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出土的酱釉罐，成为改写这一结论的关键性发现。

近年，南越王博物院在整理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建筑基址资料时，确认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位置，出土大量戳有“酒墱”“醇酎”“清香”等与酒有关的印文、印花酱釉罐，其器型、釉质釉色、胎质胎色、印文印花与“南海Ⅰ号”出水部分酱釉罐高度相似。202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佛山市博物馆、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佛山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抢救性发掘，采集和清理出与“南海Ⅰ号”高度一致的印文、印花酱釉罐标本，使研究取得关键性进展。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证实“南海Ⅰ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部分酱釉罐产自南海诸窑，这在“南海Ⅰ号”的货物构成和贸易航线研究中是重大发现，明确了“南海Ⅰ号”来过广州，并最后从广州离岸。

展览依托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向观众展示了“南海Ⅰ号”沉船上南海诸窑生产的“广东罐”，从订制生产到消费使用，再到通过海洋贸易上船出洋，最后走向世界各地终端市场的这一海上陶瓷之路贸易历史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出“南海Ⅰ号”出土“淳熙十年”印文酱釉罐及墨书“郑尽金记直癸卯岁次”青白釉印花双系罐，均为首次与公众见面，它们的发现对推测“南海Ⅰ号”年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重构航行轨迹

“从广州出发”首次将古代货物生产基地-商品集散地-贸易路线联系，用全新叙事方式、全新视角解读“南海Ⅰ号”，力图重构更加完整、清晰、生动的宋代海上贸易历史图景。

“南海Ⅰ号”上装满金银铜货币、黄金奢侈品、瓷器、铁器、铜器、漆器等。展览通过文物蕴藏的丰富信息，重构其航行路径：潮起两浙-风华刺桐-扬帆广州。展览还加入“纲首日记”（根据文献虚构）创新元素，以船长的视角讲述他们的经历。

临安在南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浙是临安经济腹地。船上发现的金银货币、铜镜就产自临安和湖州地区，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瓷器也大都经临安、明州（今宁波）、温州等地集散、销售。“潮起两浙”精选大批“南海Ⅰ号”出水金银货币、景德镇瓷器及龙泉窑瓷器精品，再现两浙沿海港口“海舶云集”景象。

泉州是中国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对外交通大港。福建地区生产的陶瓷经由泉州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德化窑和磁灶窑是其外销瓷窑口的杰出代表，是南海Ⅰ号上最大宗的货物。“风华刺桐”展出“南海Ⅰ号”出水的福建窑系代表精品，展现福建发达陶瓷制造业。

宋代广州拥有深厚海外贸易基础，开宝四年（971）率先设立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颁布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海贸法《元丰广州市舶条法》。商船出发之前，广州市舶司为表示顺风相送，会设市舶宴饯行，而宴会饮用酒主要来自“公使酒库”。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宋代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行政官署所在，也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所在地。“扬帆广州”展示了一批遗址出土宋代器物，通过关联文物凸显广东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揭示广州海贸长盛不衰的密码。

3 讲好湾区“海丝”故事

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本次展览凝聚了广州、香港、澳门、深圳、惠州、佛山等多地文博单位力量，是一次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考古研究合作的重要成果展示。展览立足湾区，放眼全球，以大湾区界域的历史视角重新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提炼海上丝绸之路的广东符号。

广州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是中国古代几大海港中唯一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是罕见的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始终的重要城市。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广州港为中心，香港、澳门等地为中转的多层次贸易港口体系。港口城市、外港、航路节点、补给点、巡检点等遗址及其出土的相关文物遗存，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

展览利用实物和史料，将粤港澳三地的遗产点及相关历史信息、故事进行有效串联，通过价值挖掘强化文化遗产的关联性，立体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在大湾区留下的足迹。展览展出大批香港九龙圣山遗址、香港大屿山竹篙湾遗址、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产自国内各窑口的瓷器，它们是中国瓷器从粤港澳大湾区走向世界的实证材料。

对话专家

“高度关注储物罐生产贸易，我觉得这是对的”

收藏周刊：秦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本次“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及相关研究，对“南海Ⅰ号”及广东陶瓷研究乃至海外相关研究的意义？

秦大树：广东的学者，将以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为代表的商品生产基地，以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代表的商品集散地和市舶管理的港口城市以及以“南海Ⅰ号”沉船为代表的货物运输的海上航线，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进行综合研究，因这三处遗址均带有“南”字，而简称为“‘三南’研究模式”。这三个项目联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支撑广州作为一个海上贸易的中间港、一个贸易集散地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尽管，如“南海Ⅰ号”到底是从哪来的，或是它往哪去，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唐到两宋之际，广州港其实是中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在海外发现的广东地区生产的瓷器很多。但我们也会看到，从北宋到南宋初期即12世纪前半叶，除储物罐外，还有大量其他瓷器，如潮州窑的青白瓷、西村窑的彩绘瓷等，也就是说，这时，作为中心港的广州港，有周围腹地的生产支持，生产了大量海上贸易的商品。

南宋时，中心港的位置转移到泉州，后又迅速移至宁波，宁波背靠大运河，腹地广大，因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港口。这个变化过程，往往与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密切相关。

但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广东生产大型储物罐，从无间断。例如西村窑、潮州窑，南宋时都已衰亡，但储物罐持续生产。表明这个中心港生产外销商品的属性发生转化，地位有所衰落。大概从明代中期即正统到正德时期，即大航海时期开始以前，广州又变成了中心港。明王朝从建立之始就推行了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更是厉行海禁。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货币化需要海上贸易的支持，因此走私贸易发展了起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再次成为了贸易中心。明中期海外发现的沉船都有大量的广东罐，不过主要船货已变成景德镇青花瓷。景德镇青花瓷最重要的出海地点就是广州港。

这种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这个展览可以有所了解，展览的资料收集很全，把一些我们前所未见、在广东广州附近出土的各种与海上贸易相关的资料，都汇集一处。这对学术研究是会有推进作用的。

当然，我们的研究路程还很长，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还很多，不是一个展览就能解决，它其实还涉及到背后的经济、政治、贸易政策等各方面问题。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广东陶瓷研究对于整个国际相关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您对相关研究还有什么期待？

秦大树：在中国古代，大致从宋开始，尤其明清形成的陶瓷研究，以收藏为基础，只追逐以精细为标准的外在美或文献记载的官窑，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悲剧。他们根本不关注对当时国家经济运行而言非常重要而又看似较粗制的、普通的储物罐这些支撑海上贸易商品的生产，而只关注皇家用器的观念，是一种很病态的学术研究态度。

自2021年奇石等窑发掘之后，我们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过一组专题文章，我曾提出，这类罐子是海上贸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器物，过去国内学界给予的关注太少；反而是国外没有受到收藏观念影响的学者做了更多 的学术探讨，但他们又缺少国内的一手资料。自那以后，我觉得广州、广东的学者，对以储物罐为基础的生产和贸易体系，给予了很高关注，我觉得这是对的，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念。

总的来说，原来广东地区的陶瓷生产，不受人重视；近几年，以储物罐为基础，依托奇石窑、文头岭窑、南海官窑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深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供销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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